讲华语运动40周年
谈全民普及教育对语言堡垒的影响和挑战[^0]

Speak Mandarin Campaign 40 Years


在家中主要使用英语的小一新生比率（2019年） [^20]
Percentage of Primary 1 Children who speak mostly English at Home (Yr 2019)
年份 Year 华族 Chinese 马来族 Malay 印族 Indian
1999 42% 18% 55%
2019 71% 67% 70%

今年（2019年9月7日）是讲华语运动40周年，笔者觉得，我们可以从二战后开始的全民普及教育对各语言堡垒的影响，来理解这场运动及我国长远的语言发展趋势。以下是个人对方言堡垒，华文华语堡垒，及英文英语堡垒，三者在二战后全民普及教育下变化的看法，以及它们所带来的挑战。

（1）方言堡垒

尽管现代新加坡在1819年开埠十多年之后就有英文书院，主要以方言教导的私塾也从1850年代就出现。而且从上世纪初开始，采用新教学内容，接受男女同校的华文学校也陆续出现，并从1908年的几所增加到1941年的三百多所[^1]。但由于多数华文学校提供的是小学基础教育，许多学校及学生的规模不大，学生毕业后上中学的人数和机会也不多[^2]。再加上早期的父母都优先让男孩受教育，许多女孩根本没有机会上学。所以大体而言，二战前的新加坡社会，教育还不算真正的普及[^3，统计数据]。因此当时的华社是以不同的方言堡垒为主，方言才是华社和华族家庭，在家中以及在社交与工作上的主要用语。

由于福建人是最大的华人群体，所以当时福建话是不同华人方言群体的共同交流语言[^4]。但由于福建方言只是社会上共同交流的语言，不是在学校全部华族小孩需要共同学习的语言，因此其他各种方言就能长期的与福建方言并存，不会有被福建方言边缘化与取代的危机。讲不同方言的人在公共场合用福建方言交流之后，在他们回到家中或各自的方言群体时，例如回到地方村落时，他们就会用回各自的方言交流。因此二战前的华社，各个方言堡垒都能完好的生存运作与传承。而在不同方言群体之间互相交流但不被同化取代的情况下，许多华人长年累月下来也就因为需要或耳濡目染而学到了多种方言（当然也包括马来语）。

另一方面，从教育的角度看，在二战前虽然有英文学校教育，也有华文学校教育，但一来，这些都还不是全民普及的教育体制，多数学生只有机会接受基础的小学教育，二来，许多人没机会上学，成家后会自然延续使用方言，所以方言的堡垒并不受影响。而且受英文教育和华文教育的人回到家里或方言社群时，他们必须用回方言才能与不懂英语及华语的家人或朋友沟通。另外，如果他们在生活及工作上很少有机会用到学校所学的，那毕业多年后，一切变得生疏而回归方言也是很自然的。

上述这些情况解释了方言堡垒能在本地华社长期生存与传承的主要原因。而且只要没有全民普及的共同语文教育，相信方言堡垒的长久传承是没有问题的[^5]。理解了这些，我们就能开始谈二战之后的全民普及教育及华校与英校及后来的推广华语运动之间的关系了。

（2）华文华语堡垒

笔者在这里想谈的是二战之后，全民普及教育情况下的华文华语堡垒的建设。当然，所谓的全民普及教育，首先指的是，全民适龄的孩子，不分男女都接受教育。其次是，学生受教育的机会与时间，以及学习的深度与广度不只是限于小学，中学，而是包括了高中，大学，以及工艺和理工学院的教育体制。然而由于在1946至1986年之间，我国还有四种语文源流学校的教育体制，而且南大是在1955年才开办[^6，何谓华校][^2]，所以全民普及教育只能说是，各族各自语文源流的“普及“教育。因此华文华语堡垒，在这段时期而言，就是全民普及教育之下的华校教育。

华文华语堡垒的建设和它的重要性及影响力，主要就是来自于它是全民普及教育的体制！尽管这个“全民”只是限定在华族上华校的人民。但这也意谓着不同方言堡垒的华族小孩，一同进入华文学校学习多种知识，也学习华文华语做为华人共同语。这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华人，也学习以华文华语做为华人不同方言群体之间的共同语是一致的。

而重点是，这样的普及教育，只要能有效的持续超过两、三代人的时间，即大规模的普及教育与长时间的普及力量结合（Combine Effects of Scale and Time），那我们上述所说的方言堡垒，在各个不同的方言社群与家庭内，例如福建，潮州，广东等社群与家庭内，就不再是只有方言的单语情况，而是加入了一个华族共同语，一个在学校习得，有语言和文字做为基础，程度达到第一语文，能读能写，能用在多种知识的华文华语情况。即方言堡垒+华文华语堡垒的双语情况。

而且只要华文华语在社会上及工作上被当做主要或重要的用语之一，那么长远下去，华文华语取代方言成为华人的主要家庭、社交，甚至是工作用语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由于方言与华语都是华族语言，使用的是同样的汉字，能凭着汉字交叉传习，例如看港剧或唱卡拉OK可以通过华文字幕学得一些基本粤语，反之亦然。所以更可能的情况是华文华语和方言能够并存，一个为主一个为副的互补共存！

可惜二战之后，全民普及教育之下的华文华语堡垒，并没有两三代人的时间让它建成。因为由于各种原因[^7，风雨华教]，华校和南大在学生人数逐年减少下，相继在1980年代关闭消失了。所以如果25年为一代人的教育时间，二战后的华校教育从1946到1986年，共40年，只普及了大约两代人的教育时间。南洋大学从1955至1980年，只普及了25年，仅仅一代人的教育时间。而且上述华校及南大的学生人数在它们存在的后期是非常少的！

华文华语堡垒没有建成，这并不意谓着华族社群可以退回到二战前不同方言堡垒的，“一方之言”或“自然延续使用方言”的情况。因为，在二战后，我们还有英文英语堡垒的建设。

（3）英文英语堡垒（1946至1986年）

同样的，笔者在这里要谈的也是二战后，全民普及教育情况下的英文英语堡垒的建设。即1946至1986年之间的英校教育。

就华族而言，从二战后1946至1986年，华族不同方言社群的小孩在全民普及教育下，不是进入华校就是进入英校。以小一华族学生的入学人数而言，估计在1946至1960年间，华校入学人数多过英校。而自1961年之后[^8，统计数据]，进入英校读小一的华族学生不但开始多过华校，而且两者相差的比例也一年一年的加大，例如到了1979年，英校小一的华族学生是88.1%，华校只有11.9%[^9]。所以在二战后的全民普及教育下，从1946至1986年，40年的华校与英校并存的年代时期里，华族不同方言社群的小孩，就已经有大半以上，可能60%或更多，是进入英校而不是华校学习英文英语了。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我们这里还没有提到1987年之后的情况。

以上的事实凸显了英文英语堡垒的建设在1980年代就成功了。它的重要性及影响力，主要也是来自于它是全民普及教育的体制！所以和我们之前提到的华文华语堡垒建设的结论一样，这样的全民普及教育，只要能有效的持续超过两、三代人的时间，我们上述所说的方言堡垒，在各个不同的方言社群与家庭内，就不再是只有方言的单语情况，而是加入了一个各族通用的共同语，一个在学校习得，有语言和文字做为基础，程度达到第一语文，能读能写，能用在多种知识的英文英语情况。即方言堡垒+英文英语堡垒的双语情况。

而且只要英文英语在社会上及工作上被当做主要用语，尤其是政府的行政用语，那么长远下去，英文英语取代方言成为华人的主要家庭、社交，及工作语言是完全有可能的。特别是方言与英语用的是不同的文字，一个是汉字，一个是英文拼音字，而我们在学校又无法细分教导众多不同的方言，只能教华语，因此英语完全取代方言，比英语与方言共存更有可能[^10]。所以上述我们提到的，方言堡垒+英文英语堡垒的双语情况，最终可能会演变成英文英语堡垒的单语情况，或Singlish+英文英语堡垒的情况。

（4）只建成英文英语堡垒的挑战

当然有人会指出早期或二战前受英文或华文教育的人并没有放弃方言的事实。但我们已经解释了那是因为两个主要因素造成的，（1）不同方言群体的孩子没有全部一同被送进学校进行全民普及教育学习英文或华文，（2）全民普及教育要能有效持续实行超过两、三代人的时间。为什么呢？

因为当第一代接受全民普及教育的人，回到家中或社群时，由于他们的长辈不懂英语和华语，只懂方言，因此他们和长辈交流时只能用回方言。

但是当他们（第一代）的孩子上学受教育时，他们的孩子就成为第二代接受全民普及教育的人。因此他们（第一代）做为父母并不一定需要用方言才能和自己的孩子（第二代）沟通。事实上，随着教育的普及，程度的提高，竞争的加强，第一代父母必然会参与督导第二代孩子的学习，而多数正规教育的学习是通过英语或华语。因此即使第一代父母有和第二代孩子讲方言，但是在孩子开始上学后，情况可能就会改变了[^11]。

而当第二代接受全民普及教育的人孕育第三代接受全民普及教育的孩子时，我们就能看到一个三代人，祖父，儿子，孙子，都不一定需要用方言才能和彼此沟通的情况出现[^12]。

这样的三代人，如果他们还愿意在本身的家庭和社群中使用方言，就能维持（a）方言堡垒+华文华语堡垒，或，（b）方言堡垒+英文英语堡垒的双语情况。反之，他们的家庭和社群就会演变成（c）华文华语堡垒，或，（d）英文英语堡垒的单语情况。

然而，由于华文华语堡垒没有建成，所以在上世纪70年代末，华社所面对的，其实只剩下（b）和（d）两种情况。这种处境，连一向来认为，各族不用担心为孩子报读英校会失去本族的语文和文化，因为英校有双语教育教导母语的李光耀先生也觉的不妥[^13，重要，请点阅]。所以在1978年的一场对话会上，他说：

“...... （当南大决定使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我发觉）...... 除非我们重新来研究，来讨论我们教育的基本原则和目标，除非我们很详细的考虑，然后做一个判断，不然的话，50年后，我们一定会成为一个（讲）英语的社会。...... 如果政府要新加坡成为一个讲英语的社会，我就不必提出方言和华语的问题，我会让人民自由的继续用方言。结果英语会成为方便的共同语言，而华语将失去了它在社会上的角色。（注：所有括号部分是笔者所添加）...... When Nantah decided to use English as the teaching medium, I found that unless we reviewed and discussed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objectives of our education, unless we gave it thorough deliberation and made some sort of judgement, 50 years from now, we would have an English-speaking society. ...... If the government's aim is to have an English-speaking society, then there would not have been any need for me to bring up the question of dialect and Mandarin --- I can just let the people continue to speak dialects freely. The result of our using more than ten dialects will be that English will become the lingua franca and Mandarin will lose its role in society. ......”。[^14]

李先生（在1978年）担心的是（b）的情况在50年后，会造成讲不同方言的华人只能以英语沟通，进而会形成一个讲英语的社会[^21，这种情况只花了41年，在2019年就成真了！]。而从他必须在对话会上特别指出，政府的目的不是要促成一个讲英语社会的出现来看，当时的华社显然已经有这方面的担心。甚至是担心，当时正在消失的华文华语教育和方言，最终都可能会被强势的英文英语取代，形成（d）的情况，即一个从家庭到社会都只讲英语的单语社会情况。

（5）讲华语运动

所以为了避免（b）或（d）两种情况的出现，以及减轻华族小孩学习华语的负担，政府在1979年9月7日推出了针对华族的推广华语运动，以下简称，《讲华语运动》。

简单的说，讲华语运动提出了另外一种折中的情况，即推动建立（e）华文华语堡垒+英文英语堡垒的情况。这可以从李光耀先生在1979年推广华语运动开幕礼的致词中看出来。他提到：“......我国的华族家长，为他们的子女面对着这样的选择------英语和华语呢？还是英语和方言？......”[^15]。显然的，前者对应的是（e）的情况，后者是（b）的情况。

华社大体上接受及支持讲华语运动，支持通过这个运动来推动建立（e）的情况。 为什么呢？

因为到了1979年，随着华校与南大的逐渐解体消失，华文华语堡垒显然无法通过华校与南大的生存建立起来后，华社要有效的传承本身的语文和文化，就只能依靠政府一再承诺的双语教育体制，在英校维持母语教育，以便建立一个第二语文程度的华文华语堡垒。为了加强与辅助这个薄弱的华文华语堡垒，一个合理但需要付出牺牲代价的做法是，鼓励华族家庭及华社多说华语少用方言，并最终希望华语成为华族共同语和主要用语。而只要华族家庭与华社始终使用华文华语，那第二语文程度的华文华语堡垒，就能够建成及稳固生存了。

因此在1979年，当讲华语运动推出时，方言堡垒就无可避免的面对了两个会取代它的对手。一个是已经在成功稳固建成的英文英语堡垒，预计在两、三代人的时间后，就有能力逐渐用英语取代方言。另一个就是希望在华校与南大消失后，能够让华社及华族家庭转化为华文华语稳固堡垒的讲华语运动。

讲华语运动肯定加速了方言堡垒的消失和被取代。然而取代方言的不只是华语，也是英语。而且随着英文英语堡垒的稳固壮大，方言事实上主要是被英语取代。华语的取代作用不但越来越小，而且甚至连讲华语的家庭也开始逐渐被英语取代。这些事实，从讲华语运动的目标与对象，由早期针对讲方言的家庭与社群，变成后来针对讲英语的家庭与社群，就可见一般。

可惜的是，由于当年推广讲华语的动作很大很广，而且至今（2019年）我们还在限播方言节目，因此尽管讲华语运动的对象早已改为针对讲英语的华族群体，但人们的印象与反应，却似乎还是停留和纠结在，方言与讲华语运动之间的失焦状态中？所以一些人难免会问，年轻人都不会讲方言了，讲华语运动为什么还不结束？其实从上述（a）（b）（c）（d）（e）的情况来看，答案很简单，讲华语运动的目标本来一直就是（e），而目前我国社会的语言发展趋势，好像越来越可能会“卡”在我们最不想见到的（d）的情况中。

（6）英文英语堡垒(1986年之后)

就像之前所说的，二战后的全民普及教育，在1987年之前，只能说是各族各自语文源流的普及教育。只有从1987年开始，以英文英语做为各族教学媒介语的全国统一学校体制(即国立英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跨种族的全民普及教育。換句话说，从1987年开始，英文英语堡垒成功建成，而且成为唯一生存下来，能够普及深入各族家庭与社群，并保证会成功壮大的堡垒。

这样的结果，有利我国建立公正平等与团结一致的多元种族社会。也有利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教育的更深广普及。同时，对维持种族与宗教和谐，以及培养人民共同的国家身份认同感，也大有帮助。但是，除了带来这些有利的好处之外，它也带来了对各族的语言和文化传承的长期挑战。这个挑战的源头与动力，也是源于，全民普及教育的体制，以及持续超过两、三代人时间的潜移默化影响力。（即我们之前所提的，大规模与长时间普及的效应）

直白的说，英文英语能通过全民普及教育的学校体制，深入各族的家庭与社群，我们在善用它的好处之余，如果不设法积极平衡它的作用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力，那么这种情况只要持续超过两、三代人的时间，我国各族人民的语言和文化传承必然会受到影响及边缘化。这类影响，在2019年已经大量显现，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所以从公正平等对待各族，以及让多元文化平衡共存的立国原则看，我国必须制定及坚持推行，平衡英文英语影响力的长远政策与措施。

例如，当年务实的人民为了孩子的前途，以及相信英校有双语教育教导母语，报读英校不用担心会失去本族的语文和文化。所以如今我们必须通过宪法保证双语教育教导母语的体制[^16]，会一直继续在全国的学校有效的生存和实行。特别是英文英语能通过全民普及教育的学校体制，深入各族的家庭与社群，所以母语教育也必须能通过相同的体制，深入各族的家庭与社群。这就是为什么学校的母语教育必须和英文一样是强制的，不能是可有可无的选项，因为没有普及的体制，就谈不上有效的生存和实行了。

其次，由于母语教育只是单科学习的第二语文教育，水平与上课节数比重都不高。学生在中学或高中毕业后就基本上不必再继续学习。因此想单靠学校的母语教育让各族保留本身的语言、文化和传统显然是不足的。所以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就陆续推出一些辅助母语学习与文化传承的政策与措施。比如在1979年决定保留九所华校做为特选中学，在80年代曾经大力推行《宗教与道德教育》及《儒家教育》，在90年代推出语言特选课程等等。另外，在社会方面，除了推动华社的《讲华语运动》之外，当局也鼓励各族主动向年轻一代介绍，宣扬及灌输本身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

可惜这些为了平衡英文英语影响力的辅助政策与措施并不容易实行。因为在多元种族社会，公开提醒各族必须注重本身的语言、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承，不但是敏感的课题，而且还往往会造成一些人民的误解与排斥，认为这将不利于新加坡人建立国家认同感和维持种族和谐。特选中学，CMIO的身份制度及各族自助会存在的必要性，多年来不时遭到质疑，就是几个现实的例子。这些从包容多元种族与文化共存的心态看，本来就和国家认同感不矛盾的问题，是我们今后谈论文化传承困境时，可以，也必须向人们，尤其是有单语视野倾向的人们，解释清楚的。

最后，关于必须平衡英文英语影响力的问题，李光耀先生在2004年就曾经呼吁家长们，“在家庭中保持母语的使用（Keep Mother Tongue Alive at Home）”。当时他在第25届讲华语运动开幕典礼致词时指岀：“......如今讲华语运动是要鼓励家长和学生们不要将家庭中与孩子交谈的语言转为英语......当我们展开讲华语运动时，我国的少数种族，马来人和印度人，曾担心新加坡会逐渐变回一个讲华语的社会。他们现在已经了解到，那并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其实马来人和印度人的孩子也同样面对学习母语的问题，因为他们受过大专教育的父母在家里也和他们讲英语。我对大家的忠告是：设法在家庭中保持使用你们的母语。而且只要可以，我们也应该在巴剎、购物中心、小贩中心、食阁和餐馆讲母语......”。[^17]

因此英文英语堡垒的建成对各族的影响是一样的，大家最基本的家庭用语，都在逐渐被英语取代[^20a，请看教育部2019年的统计数据]。所以早在1988年，我国的马来同胞就通过马来语言理事会，推出《马来语文月》运动来推广马来语。起初是两年举办一次，2010年开始改成常年举行。同样的，我国的印度同胞也在2000年成立了，淡米尔语言理事会，负责推广淡米尔语的使用[^18]。所以连同华族的讲华语运动，各族正在经历相同的文化挑战与奋斗。大家都在努力防止母语和文化的名存实亡及沦为家庭与社会上的一种点缀。这一切，相信也是将来每一代还愿意认同，必须包容多元种族，语言，文化和宗教平等共存的国人[^19]，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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